陈来：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

　　古代不像近人有明确的问题意识，但是古人的有些讲法，在近人原儒的时候，其实被忽略了。章太炎用文字训诂的方法，把古人的很多论述全甩在一边。这里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古人论儒的一些代表性讲法。

　　第一，六艺说。

　　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说:“儒者以六艺为法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‘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’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”太史公对儒的了解，是以六艺作为首要的基点，这是很重要的；其次他把“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”看作是儒的最重要的社会功用。所以“以六艺为法”，也可以说是以六艺为体，“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”，是其用，强调儒的社会作用功能，是要建立政治伦理的秩序。这是百家都不能够取代的社会效能。太史公这个讲法，虽然没有讲儒的原起、根源，但是他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，因为他是以六艺作为把握儒学的一个基本点。这个讲法意味着儒家的出现兴起，是起于对六经的传承解释。

　　第二，“述周说”。

　　《淮南子·要略》说:“周公受封于鲁，以此移风易俗。孔子修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训，以教七十子，使服其衣冠，修其篇籍，故儒者之学生焉。”这是说儒者之学的产生起源，是继承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传统。所以整个周文与周道是儒者之学的根源，换言之，它不是像《太史公自序》里那样泛括六经，而重点强调六经中的周道、周文。

　　第三，“王官说”。

　　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，认为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，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，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袓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为高”，这里以儒家出于司徒之官。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刘歆《七略》。胡适不赞成这种讲法，他认为诸子思想主要还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化。当然，胡适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偏差，我们还是要看其文化的传承。

　　“王官说”有两个特点，一是注重从教化的角度来分析根源，它不是从《周书》的政治思想，或者宗教观出发的，而是着眼在教化论。从这点来讲，是有其合理之处。另外，教化会涉及到执掌教化的职官的功能，所以他提出司徒之官也有其一定的道理，只是他没有讲出司徒之官的功能与教化的明确关系，这就既忽略文化的传统，也忽略了西周以来的整个政教传统。在这个职官的执掌之下，几百年的政教的传统，没有明确表达出来。即便如此，“王官说”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。

　　近代的学者都是从《说文解字》出发，如章太炎发挥“术士”，胡适发挥“儒者柔也”，都忽视了《说文解字》之前，比它更权威的，像上面我们说的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以及《淮南子》的说法。这些说法都在《说文解字》之前，都有其合理性，如注重从六经的角度，注重从述周的角度，注重从教化的角度，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全面论述儒家思想根源的重要借鉴。

　　研究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发展历程，我们会得到一种相当明晰的印象:在春秋末期，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中，它们所发展的那些思想文化内容，不是在与西周礼乐文化及其方向对抗断裂中产生的。因为西方讲轴心时代，特别强调是在与前轴心时代相对抗断裂而产生的。

　　但是在中国轴心时代，最大的代表孔子和儒家思想，它与前轴心时代的西周礼乐文化有一脉相承的连接关系。这跟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是不同的，正如杨向奎先生在其关于宗周文明的研究著作里面指出的，“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，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；没有儒家，中国传统的文明就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”。最重要的就是，没有周公，就没有礼乐文明，也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。他还讲“以德、礼为主的周公之道，世世相传，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”，就是有了周公之道，才有孔子之道。

　　周公之道是讲德礼，孔子儒家思想是讲仁礼。杨先生这些讲法相当精到。孔子对周公是倾心敬仰，后来荀子也把周公作为第一代大儒。这些其实都已经明确指示出儒家思想的根源。可以说，西周的礼乐文化就是儒家所产生的文化土壤，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、政治哲学、伦理德行基础。同时，西周的礼乐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。

　　中国早期的上古文化，经历了巫觋文化、祭祀文化，最后发展为礼乐文化，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，以礼乐为主的伦理宗教，这些是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文化产生的深厚根基。再往前溯源，从龙山文化以降，经历了中原不同区域文化乃至周边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，在政治文化、宗教信仰、道德情感等方面，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比较统一的精神，这个精神在西周开始定型。这种统一的精神，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。

　　这种气质表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、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、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、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。这些既是世界的，也是宇宙的，最后是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。西周时代开始，人本主义思潮开始发展，到了孔子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形成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。因此，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，体现了三代传衍下来的传统及其养育的精神气质。

　　因此，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的内在联系，远远不是字源学研究把“儒”解释为商周的一种巫士、术士所能揭示。我们必须在一个综合性的思想文化研究中，才能把它展示出来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灿烂的重要部分，但是它不是孤立发展的，它是内在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发展起来的，所以它的发展一方面紧密联系着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总体，另一方面又对中华文明总体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。